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否以及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破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思维定式，纠正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破解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一世纪难题。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第二个结合”何以打开了创新空间、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文化传承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论自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那么，如何理解和认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科学论断？学界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和阐释，有学者从“第二个结合”提出的历史方位、问题指向、时代创造出发，阐释其是当代中国史上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有学者联系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分析这一重大科学论断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有学者认为“第二个结合”否定了文化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超越了保守的“体用论”，是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还有学者比对研究了两个“结合”产生的不同的思想解放；等等。这些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性阐释，但为什么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第二个结合”中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坚持怎样的原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问题仍需要学界提供新的阐释和理论支撑。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性原则三个方面，阐述“第二个结合”何以打开了创新空间、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一、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也激起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西学”热潮。正是在这场政治、社会、思想、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巨变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和1864年9月第一国际的成立，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波及全球。马克思主义分别从欧洲、日本和俄国传入中国，为苦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与真理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已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在风雨如晦的时代开始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与思想指引。当时旅外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在时代大潮中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陈望道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经典论著译成汉语传至国内，影响甚巨，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媒介”，而且不少人亲自发动或参与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宣传和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认清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他们认为俄国式道路是中国学习的方向。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1月，随着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一个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逐渐形成，他们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探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理论，极力破除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形成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各国人民就对资本主义道路和文明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德国哲学家、文学家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强烈的悲观倾向。与此相似，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探寻“第三种文明”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给先进的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即“走俄国人的路”。于是，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关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他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振臂高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被先进思想和革命真理浸染的中国人，再也无法忍受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遂于1919年5月发起了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的传播，但也带来了来自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能否适用于中国的争论。五四运动前后具有较大影响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国民日报》等，或出版研究专号，或开辟专栏，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各地还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如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的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等在天津发起的觉悟社，等等。1919—1922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大论战：一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二是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拥护者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之间的论战。这次论战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三是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之间的论战。这次论战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武装革命的必要性。这三次大论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指导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革命真理，从中涌现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随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虽曾受到右倾或“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但不断自我调整，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文件、路线和各类理论、宣传等文章中体现得颇为明显。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张闻天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各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顺利推进，共产国际逐渐成为影响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掣肘。因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之际，中共中央于1943年5月26日决定支持这一提议，强调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所以说，“第二个结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经历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检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以及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方针。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破坏传统文化的极端情况，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萦绕时人头脑的大问题，即使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未停止过相关讨论。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趁机向中国渗透，妄图通过“接触”战略“和平演变”中国，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全国范围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文艺界、理论界等思想战线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这一系列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全社会仍未引起足够重视。1985年9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鉴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学潮的影响，党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1991年起，中宣部组织实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提出培育“四有”新人，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加具体的部署。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决定开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党长期关注、积极探索和试图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从理论上、思想上深层次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同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问题，指出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朱熹园考察时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同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历史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为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和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解决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思想束缚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点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运行机理、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而“结合”的结果就是相互成就，即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得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不仅从理论上、思想上深层次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的问题，破除了中华传统文化只是服务于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思想束缚，从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时段、大历史观察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和“中国特色”；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广阔空间，有助于理解和回答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因此，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和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前二者重在解决指导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思想路线问题，后者重在解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问题。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基础，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也要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守护并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魂脉”，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些人囿于传统与现代两分法的思维定式，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要么将传统视为愚昧的、落后的，甚至是封建糟粕；要么认为传统的一切都是好的。与之相对的分别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一切都好，主张退回中国古代礼乐社会，否定近代以来引进的一切西方社会的理论与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不仅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且辩证地回答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阐明了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或断裂的关系，而是在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兼容、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方法，即坚持“第二个结合”，不为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所惑。
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中蕴含着突出的创新性，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传承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一脉相承、发展演变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何以赓续不绝且发展至今？学界对此已有不少论述，笔者不再赘述，在此仅强调三点：一是中华文明在自我发展中打造并巩固了其文化主体性，故敢于回应挑战、勇于开拓创新，从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二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坚定不移的“天下观”“大一统”思想，不断厚植家国情怀，涵养着深沉的历史意识，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学萌芽于上古时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逐渐形成了数往知来、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例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经世思想，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开启的通史家风，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意在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种家国情怀和经世致用思想下的修史活动绵延至今，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把中国的古代文明、现代文明和未来文明共同构筑成一个统绪相接、连续发展的文化生命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赓续中国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的产物，属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将推动中华文明再焕荣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其历史连续性的延伸，而发展是其创新性、包容性的体现与彰显，特别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创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具体而言，五个领域的文明各有特质：一是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物质文明。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兼具游牧文明、商业文明的特性，三者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二是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中华文明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建立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官僚制度、军事制度、地方管理制度，如九品中正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郡县制、行省制等，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创建奠定了制度基础与价值追求。三是以民为本、勤俭自强的精神文明。长期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指出“一农不耕，民有饥者”，强调“忧劳兴国，逸豫亡身”。所以，中国人民勤俭持家、安土重迁、热爱和平，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四是守望相助、爱国守礼的社会文明。先秦以来，中国人往往聚族而居、聚村而居，彼此协作生产、邻里互助，遇大事则由族长或乡绅按照习俗、惯例处理，“明德慎行”而“礼治”遂成。由家而族，由族而国，爱国即爱家，因而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不仅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推己及人式的社会关怀，而且在民族危亡、国家存续之际能够做到毁家纾难、舍身救国，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五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规律，测算天文历法，指导社会生产生活“不违天时”，彰显了中国人的生态智慧。这既是中华文明长期屹立于世的重要原因，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必须契合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遵循，那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他强调，我们既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复古主义者，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彻底消除了人们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的思想顾虑，反映了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的一个新高度，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为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保障。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不仅科学阐释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关系和相互衔接机制，破除了把两者对立或断裂的思维定式，而且从历史连续性、突出创新性和契合时代性上，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发展的方法论，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深刻阐述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提出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破除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认识的思想束缚，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又吸收借鉴一切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必须确保和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人民家国认同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他者”的鲜明特征。
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主体性原则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纵贯古今、坚持古为今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融通中西、坚持洋为中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通过“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世纪难题、巩固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西方机器大工业生产和现代军事武器与技术改变了此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观点、理论等不断输向全世界，并在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媒体等强力支持下建构了话语霸权，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底色。面对“西学”冲击，中外学者纷纷为中国文化开出“良方”。例如，究竟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抑或“古今一体”？究竟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全面复古论”“东方文化中心论”，抑或“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为体用论”？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些论点要么过度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或当时中国文化主体性，要么过度强调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以致丧失中国文化主体性。这些貌似简单实则事关中国文化前途命运的“古今中西之争”在中国延续一百多年，引发无数先贤哲人参与争论，直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才为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根本原则，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二个结合”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也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规定了基本原则。一是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历史根基和文化传统，结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中华文明新形态，这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具体体现。二是秉持开放包容，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融通中外，又贯通古今，不仅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而且积极促进外来优秀文化的“本土化”、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厚底蕴和文化基础，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第二个结合”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思想进程中，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信念和信仰。
“第二个结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重元素共同形塑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认为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相互成就，这本身也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不少元素，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而这些重要元素同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在中华大地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而经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拥有坚固且强大的文化主体性才能产生文化自信，而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容易对其他文明开放包容。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良性循环，是“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超越“全盘西化论”与“全面复古论”之争、超越“体用论”之争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就是在文化认同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发展壮大，不断超越地域乡土、血缘关系、宗教信仰等，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屡战屡败，面对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文化而逐渐丧失信心，从原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逐渐转向了“全盘西化”，认为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一切都是进步的，不惜照搬照抄西方。对此，时人梁启超曾言：“所希望的渐渐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人对西方“畏之如虎”，这一状况直至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才有所改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思潮的传入，又有一些人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不能自拔。与之相对的则是“全面复古论”，其主张以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全面取代西方文化，虽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不足与弊端，但又落入“东方文化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观”的窠臼。“第二个结合”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强调开放包容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活力来源，指出无论是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还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都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真正找到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良性循环的平衡术和关键点。
强调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目的并非排他，而是要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的突出特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和历史智慧，妥善处理各文化间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难题。中华民族长期秉持和传承和平合作、和睦相处、和谐生活与“和而不同”的珍贵理念，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坚持“以和为贵”。例如，从印度经西域传至内地的佛教，不仅在中国生根发芽，融合儒、道，而且东传朝鲜、日本等地；隋唐时期迎来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高潮，当时长安各国使臣、商人、留学生等云集成群，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朝通使交好，中华文明在交流中声名远播。无论是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西传后推动文艺复兴与世界变革，还是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无论是《马可 "波罗游记》对中国的描述，还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入现代科技知识，都是在和平、和睦、和谐的环境下进行，推动形成了中华文明包容天下的博大气象。面对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主义”等学术霸权、话语霸权，中华文明反对“小院高墙”式的隔绝闭塞、反对霸权霸道霸凌式的强人从己、反对“丛林法则”，倡导交通成和、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共生并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追求的是文明交流互鉴与合作发展而非文化霸权，奠定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基础。这种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文明交流互鉴，既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结语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核心目标和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等，是属于方法论范畴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我们在新时代承担新的文化使命，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三大难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能不能以及如何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二是如何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问题；三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性原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全面、系统地解答了三大难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有着多方面的高度契合性，所以才能彼此结合、相互成就。这一论断纠正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并打破了思想束缚，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深层关系问题，破除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式，破解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一世纪难题，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方法论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方向，理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我们推动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强国，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根据新时代的观念转换、认识深化，以及发现的新情况和待解决的新问题，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科学运用“第二个结合”，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自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作者徐志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