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上午，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纪念中华文化学院成立20周年暨中华文化与‘一国两制’”论坛。十四位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的著名专家学者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从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大一统”出发，解读“一国两制”的文明内涵，寻找“一国两制”下需要坚守的“同”与可以包容的“异”，探讨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和增进港澳国家、民族认同的重大意义及现实路径，并倡导港澳台同胞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出席会议。论坛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认为，在中国崛起及发展转型的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化自信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推动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复兴和充实中国梦的心理基础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他认为，这当中需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经济发展、物质快速膨胀与文化发展、精神心理均衡的关系；二是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国际地位与在文化方面的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褚静涛强调中华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指出“海纳百川、日新又新”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得到全民族的共同认同，从思想层面到日常生活，从主流文化到亚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是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全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通认同。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必须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原局长何志平认为，中华文化强调和合、重视大一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与此相应，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强世功强调，不能只注重通过发展经济来“赚钱”，还要学会通过文化建设和交流来“赚人心”。他强调“人心”与认同高度相关，而认同的背后是文化。不能片面看重GDP，而忽略了文化的作用。
第二，作为中华文化核心要义的“大一统”传统，为“一国两制”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和文明基础。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并为人类社会开创新的文明。因为中国拥有通过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把亿万人统合在一起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如今，我们已经看到新曙光的来临。强世功认为，“一国两制”反映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最悠久、最有生命力的要素，聚焦于如何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容纳不同的文化、民族和宗教信仰。因此，在理解“何为中国”的时候，不能用nation或state的概念，必须透过文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强世功还指出，习近平同志在今年“七一”视察香港时，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对“一国两制”进行了全新的论述。比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国两制”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他强调“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本末”之辨。他还指出“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这些论述已然超越冷战话语，更加积极地从中华文明传统中探寻“一国两制”的未来。
从历史渊源和文明内涵的角度看，“一国两制”与中华文化要义“大一统”密不可分。台北艺术大学教授辛意云梳理了大一统传统的悠久历史，认为大一统有助于实现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民族整合的根本因素，确保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先秦诸子虽然主张各异，但都认同“天下定于一”的观点，努力站在全人类、全社会的立场处理人类思想问题，深知唯有天下走向大一统，才能避免战争，走向和平。因为只有大一统能够让思想、文化、生命价值展现共同性，让经济发展能有互助合作性，让政治理想不以权力的占有、而以达成合作共生为共同的取向。虽然俗语中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但重点还是“分久必合”，“分裂”只是历史中的曲折或一时的“非常态”而已。
大一统强调一统，主张在一统的框架下包容差异，为“一国两制”提供了历史和文明基础。正因为“一国两制”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大一统传统，才能突破世界政治的既有框架。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林冈指出，“一国两制”理论丰富了当今世界的国家统一理论和制度发展理论(单向发展论和趋同论),对当今世界流行的国家统一理论(不是单一制就是联邦制)和制度发展理论(不同制度非优即劣的单向发展模式和不同制度的趋同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理论选项。
在大一统框架下，统一是常态、分裂是非常态，所以正如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员汤绍成所说，当前台湾出现的所谓“台独”“去中国化”等问题，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只不过是一股“小逆流”而已。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原首席顾问邵善波更具体地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总体引领下，国家统一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诚然，正如物理学原理所揭示的那样，有动力就会有反动力；但是，这些反动力一定不会有时代的结果，只不过被传媒夸大了它们的影响。
同时，大一统意味着对差异提供足够的包容空间，也决定了“一国两制”能够容纳更多的可能性。林冈先生分析了“一国两制”的不同模式：“一国两制”的港澳模式是先实现统一,再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存、互相磨合的问题；而“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的实现路径却是通过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和制度磨合,增强台湾民众对统一前后两制并存的信心,从而实现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到和平统一的平稳过渡和无缝接轨。
第三，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化解台湾当局“去中国化”背后的“台独”图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认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是当今时代我们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必经之路，也是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实现“1+1>2”，带来中华民族全民福祉增值的最好选择。同时，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中华文明给当今世界奉献的一种新的政治价值。这种政治价值旨在改变凭借船坚炮利进行弱肉强食的状况，在和平条件下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融合与共享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
如何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一个关键要素。杨毅周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同胞以中华文化为主要遵循；面对外敌入侵的特殊时刻，中华文化更是成为台湾同胞抵抗侵略的主要精神动力。褚静涛认为，近年来，台湾政局不断变化，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短期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不能撼动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大多数民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仍然根深蒂固，不会因为岛内的政局一时迁移而发生根本性调整。辛意云举例说，蔡英文政府最近准备修改高中语文课纲，减少文言文，意外遭到四万人联署反对；台湾当局“环保署”前不久推动“宫庙减香”，要求拜妈祖、孔子时都不能点香，引发有五万人参加的“反灭香”大游行。这些事例说明中华文化在台湾民间仍然根柢深厚，不是一些政治力量能够随意左右的。
杨毅周指出，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历史锤炼而绵延不绝，是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和消灭。中华文化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是“台独”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二十几年的“去中国化”政策，不可能撼动五千多年累积下来的中华文化传统。“台独”的“去中国化”对于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认同的冲击实在有限，试图通过“去中国化”来达到“文化台独”的目的是不可能得逞的。近年来，祖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进步不断加速。中国文化的发展复兴，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同，也必将得到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的认同。两岸同胞一定能够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将逐渐回归。
李义虎认为，在目前两岸关系的特殊形势下，两岸政治交流已经停摆，经贸交流受到削弱，唯有文化交流存在较大的空间。因此，更应该以“中华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自信”为主轴，大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强化两岸民众相互联系的精神纽带，促进彼此之间的心灵契合和社会融合。以扎扎实实的两岸文化交流，化解蔡英文当局通过“去中国化”推动“台独”的图谋。褚静涛还提出，大陆相关部门可通过定期召开论坛的方式，邀请台湾的专家、学者参会，利用台湾教育界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师资队伍，共同加强中华文化建设。
第四，团结港澳台同胞，发挥港澳台优势，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李振广指出，在大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台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下一个阶段复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相信台湾学者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杨毅周认为，很多台湾青年拥有优秀的文化创意，但缺乏资金和市场，而大陆在这方面空间广阔，可以通过两岸文化交流实现优势互补。台湾中山大学教授汪明生主张，台湾青年在经济上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到大陆走走看看，鼓励他们到大陆就业、创业，通过量变促成质变。李义虎指出，台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两个天然优势。一是台湾的外向型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紧密，二是台湾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论坛的主持人、零点有数董事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特聘研究员袁岳指出，台湾保留着中华文化的深厚根柢，能够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向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杨毅周认为，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台湾同胞不会缺席。汤绍成表示，希望所有台湾人民能够共襄盛举，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何志平认为，香港回归祖国20年，“一国两制”得到成功落实。多家国际研究机构认为，香港仍然保持着最自由、最有效的经济体系，仍然保持着融资中心的地位，人均寿命也位居世界前列。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郭健青指出，几百年来，澳门始终处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前沿，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为主体，兼有和平、开放、交流、包容、共存的特点。东西方文化、经济、宗教以及人员的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澳门特色。总之，正如何志平所说，港澳地区是我国历史最久的现代化城市，作为殖民地的历史客观上带来中西文化交汇的优势，可以“洋为中用”，把其中留下的积极方面化作中华文化发展的滋养，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