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刚:中华文明是文化自信的充沛底气

来源:中华文化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重要论述,指明了文化自信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当前,在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五千多年漫长岁月而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基于悠久历史的充沛底气。

这份充沛的底气,立足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作为世界上唯一同根同种且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不论在文化价值、制度体系还是社会结构上都没有出现大的断裂。环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并不是诞生最早的文明——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五千多年,而其他文明有的产生于距今六七千年前。但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一脉相承,绵延至今。而其他的文明,尽管曾辉煌一时,却都中途断了线,有的成为永久之谜,有的成为千古之憾,化作和现在没有什么关系的死的文物,只能在博物馆中被人欣赏或凭吊。因此,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不过,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其一直平稳发展,线性上升。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高峰也有低谷,甚至一次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不断迎接挑战,战胜危机,通过螺旋式上升,一次次走向新的辉煌,从而在悠久的历史中整体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元气与生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古老的大门,国人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进行深刻反思,甚至一度陷入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为挽救危机,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之后,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更是在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使中华文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一个古老文明应有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这份充沛的底气,孕育于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虽诞生在中华大地,但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与西方排他性的一神教传统不同,中华文明立足于“成己成物”的“仁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善于“和而不同”,乐于“成人之美”,在文明性格上从不愿意强加于人,从不推崇武力征服。在面对他者、面对异质性的要素的强力冲击时,中华文明总是试图去尊重之、理解之、吸收之并融化之。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强调“至大无外”——“无外”不是封闭排外,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与外部交流交融,消融现实的差别和对立,最终化外为内,四海一家。比如,面对佛教东传带来的强劲挑战,儒道两家都有过排佛之举。但是,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佛教吸收中华文化的现世特性,在中唐以后形成禅宗;儒家则在吸纳佛教理论的基础上,形成更加精微细密的宋明理学;道家也结合百姓当中同时存在的消除罪业与健康长生的心理需求,而与佛教互为表里,利益群生。到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华传统文化格局。

到晚清时期,新的“中西”问题逐渐凸显,那就是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西方传统所带来的强势挑战。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接触、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激活和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由此,中华文明不仅成功应对了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而且实现在现代的更始重生,也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包容性。今天,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不仅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符合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

这份充沛的底气,最终扎根在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责任伦理的主体性之中。

在十九大报告中,“共同体”是一个高频词汇,不仅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多次提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还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些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一直以来以共同体为本位的主体性。

从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西方文明以个体为本位,而中华文明则以共同体为本位。以个体为本位的西方文明强调权利伦理,这种伦理崇尚二元对立的矛盾论,强调分化、竞争,推崇以实力压人的霸道。这种伦理往往片面强调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不顾及现实社会条件,更不顾及个人权利所激发出的个人过分欲望对于整个地球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更有甚者,权利伦理一味地片面强调自由与人权,往往为了所谓的自由与人权,侵犯更多人的真正的自由与人权,最终所形成的,不过是西方世界唯我独尊的霸权和自私自利的贪婪。这种过度的、片面的权利伦理,最终给整个人类带来经济断层、社会撕裂、宗教冲突、种族矛盾、民粹抬头、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多矛盾和冲突。

要想应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要想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要想解决在文明格局的调整中有所作为,必须全面复兴中华文明,高扬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责任伦理,崇尚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意识和责任伦理,一方面立足于家庭、家族之“情”,强调亲情友爱;另一方面又通过“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仁道”,而超越家庭、家族之“私”,由“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一步步推广基于家的亲情友爱,一步步经营和建构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一步步承担更大的责任,一步步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共生。宋代大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将家国天下的情怀和勇担责任的精神彰显无遗。与西方权利伦理相比,中华文明的责任伦理崇尚天人合一的和合论,更加注重整合、合作,推崇以道理服人的王道。这种伦理并不排斥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必须符合和谐与正义的原则;这种伦理在保障个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更强调个人对于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今天,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主动担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遵道而行,含弘光大,继往开来,自信而从容地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灿烂与辉煌。今天,正是站在历史与文化之道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自信而豪迈地宣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是的,当我们以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作为底气,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更新的辉煌!

(李勇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华文化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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