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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信仰人民、组织人民是政治发展的方向

来源:中央社院微信公众号

组织人民、动员人民就是执政权,老百姓日常关心的小事是关系到党是否得民心、有正当性的最重要的手段。党员都以群众路线为根基,党就不会腐败;党的问题解决了,全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党在办大事上相当果敢,相当成功。今天的主要问题——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下降,不是出在法治、民主上,而是由于在办小事上做得不够好。老百姓日常关心的小事其实比大事还重要,它是关系到党是否得民心、有正当性的最重要的手段,领导国家、使国家兴旺发达靠的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所谓“大道至简”,这是最简单、基本的道理,也是必须说清楚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打破“制度迷信”

在中国政治发展上,很多人有一种“制度迷信”。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讲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基础,制度是上层建筑,是一个地方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行之有效,被大家接受、稳定下来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制度、法律规定都不过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而已。

而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有了先进制度就有先进的实践,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是没有制度迷信的。比如说欧洲、美国出事了,没人说是因为制度不好。制度迷信流行于当代,原因之一是有学术基础,就是制度经济学、制度政治学,主要是针对欠发达国家、共产党国家这些非西方国家。

制度政治学宣称西方就是文明的、先进的,其他国家都要模仿西方制度,他们明知道这些国家拼命学西方制度是学不好的,因为不是自己土里长出来的,却把搞得不好归因于学得不像。

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理解,而是针对其他国家,是一种控制世界的机器和精神殖民。但是因为他们的宣扬,我们很多人信了,结果精神上没能跟身体一起独立自主起来,缺乏“制度自信”。

罗马帝国的制度最好,可以说一直活着,今天美国还在实行,但是罗马总有灭亡的一天,王朝的寿命不取决于制度,不是制度问题。

再从中国来看。中国有迄今都是支柱性的三大好制度,郡县制、科举制、宪法制。“百代皆行秦政法”,郡县制保障了大一统,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历经两千多年考验。我们不搞封建,不搞地方自己选举官员,不搞美国的各州自治。这么好的制度,秦国先在自己内部彻底实行,统一天下以后全国推行,但秦朝只有14年寿命,因为政策错了。

隋朝建立科举制,不再是豪门把持国家,而是大家一考定终身,社会流动性强,大家都有希望、很平等,但这样一个创制的好朝代,只延续了37年。

民国创立宪法制度,政权由宪法赋予,宪法规定了政府的作用和各个机构干什么,不能一人说了算和胡来,但民国只延续了38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决定论也是有问题的。

设想不顾一切代价建立一个好制度,就有好人、好政策,国家就永保平安,这就像物理学上所说的永动机,是不可能的。制度迷信很可怕,会把国家给毁了。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实践,来自能源,只有能源不断加入,机器才能转动。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生来永远不可能腐朽的国家和执政集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最重要的事是政策,是向着人民,把普通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诉求看成是最重要的。

毛泽东说为什么“延安胜过西安”,他在给抗大的题词里总结了三条: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第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条归纳得极好,但没有一条是制度。

当年共产党在运动战、游击战中走遍全国,二十年里能让老百姓信任,凭的就是简单的几件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人家里“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所以老百姓信任共产党,“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个娃”都给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要保卫我们的土改劳动果实。这就说明,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得江山。

问题出在没给老百姓办好小事上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有人认为现在还是要解决致富手段落后的问题,但其实主要问题不在简政放权、让富人更富,而是如何继续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如果不把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作最根本的任务,党的根基会不稳固,这才是关于方向的“要命”的大问题。

这些年共产党在办大事上很成功,比如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体系,做好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基础设施、能源供应,科技、文化、体育各方面的大事都办得挺好,全民覆盖的医疗体系也很快建立。但在为老百姓办好小事上出了一些问题。

如今老百姓遇到的事情不再是基本温饱、吃穿住行。人们希望生活越来越轻松,现在人民越来越富裕,生活质量似乎越来越高,却常常感到生活得越来越艰难。居民没有组织,就形成互坑互害的局面,人人都不管,整个社会的秩序出现恶化。

问题是小事谁能办得了?如果都靠政府,成本太大,而且管不了。例如垃圾问题,社区里垃圾是居民消费制造的,但垃圾送去填埋或焚烧都要钱,大家不交垃圾费,垃圾车就不来。如果没有组织,老百姓就不做垃圾分类,不交垃圾费,等政府来处理。

政府来做就涉及卫生局、交通局、派出所、垃圾场等单位和多少工人,为拉走一堆垃圾就得开协调会,免费拉走之后天天又扔满,那么多垃圾要开多少协调会?都免费运就得提高税收。

又如靠协警、城管来管理,雇人越多越管不好,同工不同酬就能自己闹起来。一些谁也不愿干的麻烦事,某些地方政府外包给社会组织,高高在上随便花钱,但组织社会的权力就不在手里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组织都进来了。

党要清楚一点,组织动员人民就是执政权,丧失组织基层社会的愿望和能力就没有执政权。当年国民党就没有执政权,政权只是空中楼阁,因为基层的村子都归共产党来组织,组织动员人民被共产党干了,而国民党党员都等着升官发财,不在乎普通老百姓。

现在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都是政府付工资,忙着给政府办大事,一天到晚承接上边的人,所有的局、委、办都向基层发布任务,“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为上边一句话就得忙活两天,铺天盖地贴标语,还有心力给老百姓办多少事?

民心未必主要取决于修高铁、建飞机场等大事,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常小事。古今中外靠科层体系单独治国都治不好,它没办法办小事,只能人民自治为主,政府科层治理为辅。治国主要靠人民自治、办好小事,那就得靠扁平组织。

在人民日常关心的小事上不管或没管好,老百姓对党就有了一些看法,党就开始逐渐办不成大事,这是必须痛切反思的。以拆迁为例,如果老百姓信任政府,知道对国家有好处、补偿也合理,住20平方米的能换到40平就很满意;但如果不相信政府会考虑自己利益,就会想就这一次发财机会,得要400平,把一辈子管上才好。

又如基础设施方面,2008年办奥运会时,京承高速通车,河北段早就修通,北京段迟迟动不了,过去基层政府、乡民给修高速公路的送水送西瓜的情景都不存在了,到处是阻碍、钉子户,担忧噪音、污染等等。今天修路、架桥,甚至修地铁,本来认为不影响且有利于老百姓,却时常发现很难办,一两户人家阻挠就办不了。

党员要信仰人民,组织人民

人民中间存在着解放自己的最大力量,但人民要组织起来,只能靠忠于政权、跟政府价值观一样的党员起作用。党员的共产主义情怀的对象就是服务于社区的人民,信仰是在做事中树立起来的。

费孝通先生讲中国古代是人民自治、乡绅中国。乡绅不是大姓、有钱就能当的,他们一条腿站在本社区的利益里,另一条腿站在政府里,儒门弟子、知书达礼、能帮人评理才能成为乡绅。他们和中进士当官的都是儒门子弟,信仰相同,所以政权才巩固。但是清政府垮台后,原来忠于政府的乡绅不知忠于谁,于是自私自利,欺压乡民,变成土豪劣绅。

乡绅对共产党是一种启发。共产党人要有信仰,而信仰不能空说或信仰乌托邦,其对象就是要去组织人民,牺牲时间、金钱来让身边的人民过得更好。现在共产党能力比过去强多了,有近九千万党员。如果不能动员广大党员跟群众在一起,肩负最光荣的任务,以基层党支部为党的最大基础,前途就堪忧了。

习近平同志说“不忘初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把这句话落实到行动上去。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党费至少拨一半到每个党员的居住社区,让党员知道自己在为地区服务,让社区居民知道是党员在出钱。现在党费收到单位,其实单位已经组织起来了,不需要党费,买几本书给大家、组织学习文件,党员并没有使命感、自豪感。

第二,在社区里布告,本社区本单元哪几位是党员,有困难找共产党。退休的党员出力把人民组织起来,指挥执法机构、行政机构帮老百姓做事,恢复社会秩序。

例如牵头组织业主委员会、租客委员会、宠物管理委员会,乱停车占了公共地方的、房东随便赶人的、养狗夜里叫扰民的,建立各种公约,凡事协调;有建违章建筑的,一起抵制他,他再蛮横就联系派出所,共产党说话算数。没退休的党员挤时间参会,参加党小组、建微信群,“抬抬轿子”。

第三,入党积极分子有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再去当公务员、进事业单位,党政系统的官员都出身于基层组织。要升迁先回基层组织人民去,让老百姓去评判。想升迁凭业务能力、先去党校学习固然不错,但是共产党不仅是做业务的,组织动员人民、让人民生活更好才是主业。

第四,让基层党支部和老百姓来评估监督。如果找派出所,它找各种理由不来;如果让街道拨款改善社区,它乱花钱却不拨款,那么党支部就要行使权力。老百姓看不到、联系不上科层组织,能看到的就是党支部,从基层的党看到上层的党。再如环保局做得好坏,第三方评估,找相关的人调查;交通局哪里做得不行,还不给解释,那就投诉、评估。

如果这样,党的性质、先进性就会保持住。一旦入党就终身是党员,一辈子要服务。党员就在老百姓身边,每个党员都有责任感、光荣感,得到大家的尊重,社会有秩序就和谐美好。我们这么强大的党,重心不是党政体系内一千万党员,而是体制外八千万。

有人、有钱、有枪、一身正气,事情就好办,就不会让无赖与黑社会、想赚钱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企业、五花八门的价值观进入和挟持社区。党员都以群众路线为根基,党就不会腐败;党的问题解决,全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不是利高贵,而是利万物、处众人所恶,去高贵者不愿去的地方,往低处流,跟老百姓在一起,就流水不腐,这就是“道”。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

编辑:董宇宇   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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